藏医药学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总结并丰富和发展的藏医药学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瑰宝。藏医药学是历代藏医药学家在总结雪域高原地区的民族民间医药知识基础上，吸收中原、印度和阿拉伯等地区的中医药学、印度医药学和大食医药学的医药知识和文化，并受佛教理论影响，通过长期实践逐步发展完善形成的独特完整的医药学科体系。藏医药学具有历史悠久、理论独特、内容系统丰富等特点，是仅次于中医药学的一个具有完整医学体系的传统医学体系,几千年来为藏区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藏医药学学科内涵丰富，医学体系成熟，发展规模庞大，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典型代表。藏医药学不是藏医和藏药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成熟的传统医学学科体系。藏医药学以“三因学说”等理论为基础，具有独特完整的医学理论，建立了完善丰富的诊断治疗体系，尤其对治疗高原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发展了临床经验之上的药物学，是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医学体系，是传统医学的重要分支领域。藏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藏族人民在雪域高原及附近地区的生存和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藏医药学也随着文化交流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及海外，为整个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了贡献。

　　根据藏医药学史研究，一般将藏医药学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 萌芽时期 (远古～公元6世纪)

　　这一时期是原始藏药和医疗经验积累阶段，天地造化的自然环境为藏医藏药的产生创造了优越条件。“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这是医学史界公认的观点，医学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医学起源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藏医药学。据考古学家从西藏地区陆续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和金石并用的文化遗址证实，藏族祖先很早以前就在青藏高原生活，他们在同自然和疾病斗争的漫长过程中，逐步萌芽了原始的医药经验，经历了由不知到知道，由无意到有意的积累过程，发展和创造了藏医药学。在原始社会的中、末期，随着高原雪域人民生活和生产过程的发展，出现了供切割皮肤、放血治疗用的石器，火灸疗法也开始应用。藏族社会进入到畜牧、农业生产时期，人们开始酿酒、制作酥油等，同时也开始利用这些手工技术的产物来治疗疾病，形成了一些简单的疗法，如用酥油涂抹伤口、结扎脉口止血，利用酒糟治疗外伤，各种饮食的利弊和调节方法等。藏族先民由图腾崇拜而产生原始的宗教观念，及至原始宗教的形成，也都影响着传统医药学的发展，尤其在藏医药学中更具有其民族特色。资料表明早在公元5～6世纪，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原始医药学。

　　2. 奠基时期(公元6世纪～9世纪中叶)

　　公元6世纪后半叶，藏族社会开始进入奴隶制，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公元633年全藏统一了文字，西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随着佛教的引入，西藏与中原地区以及邻近地区和国家的交流，藏医药学迅速发展，充分吸收中原、印度和大食等地区的医药学知识，并受到佛教的影响，先后出现了一些藏医药学著作，如《医学大全》和《无畏的武器》等，尽管这些藏医药学著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散佚，但均对藏医药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公元8世纪是藏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藏族地区与各个地区和国家频繁交流，礼聘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名医入藏传授医学理论和医疗经验，广泛学习和吸收汉族中医、印度和阿拉伯等医药学知识，大大丰富了藏医药学的内容，藏医药学初具丰富的体系。相继编撰了多部藏医药著作，出现了“藏族九贤医”等多位名医。《月王药诊》（梵文名《索玛拉扎》，《Somaratsa》，藏文名《门杰代维给布》）于8世纪上半叶问世，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藏医学古籍经典著作，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对于研究藏医学起源，早期历史，藏医学与中医药学、天竺医学的相互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8世纪末，藏族最著名的医药学家宇妥·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问世。历时近二十年时间（约公元748～765年）编著而成《四部医典》。

　　3. 发展和争鸣时期(公元9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藏医药学有了较大的发展，藏、印、中医学交流增加，名医辈出，学术思想活跃，出现了南北两个不同学派，形成了比较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先后出现“普兰四名医”等多位著名藏医，编译和编著了多部医药学著作，如《八支精义》、《月光》、《解剖明灯》、《药物蓝图》、《八支总纲》等几十部藏医药学著作。宇妥·萨玛元丹贡布（也称新宇妥）对《四部医典》进行了注疏和补充，以印度的八支医学、中医学理论等对其进行补充，其著作《四部医典亲阅》和《十万拳头》均对后世藏医药学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他被尊为“人间的药王”、“第二个药师佛”。

　　藏医药学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其中以强巴学派和苏喀巴学派这两个学派影响最大。强巴学派，也称为北派，主要活动于拉萨西北高寒干燥地区，结合该地区环境气候及生活习俗总结出一套治疗寒证的经验，形成了北派特色，代表人物是强巴·南杰扎桑。苏喀巴学派，也称为南派，主要活动于拉萨东南地区，结合该地湿温环境气候及生活习俗，擅长用凉药治疗热证，形成了南派特色，代表人物是苏喀·年姆尼多杰。南北两个学派在藏医基础理论等重大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在对药物的认识、用药遣方、剂量及治疗方法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经验，两派学者都著书立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医学著作，都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北方学派擅于用温热性药物，主要针对北方常见疾病进行治疗，如风寒湿引起的风湿病等，组方药味较多，也擅长用艾灸疗法和放血术；在藏区先后发现多种草药，确认药名和特性、辨认药性寒热、优劣、产地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突出的成就；注重形象教学，绘制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藏医唐卡挂图，为后世藏医绘制整套“曼汤”奠定了基础。南方学派擅长应用清凉性药物，多部著作如《药味论·铁鬘》、《珍宝药物邢台识别》等书系统阐述了该学派对药物性味、功效、本质、功能主治等的认识和用药特点；对《四部医典》的研究成果较多，尤其是扎塘版《四部医典》，即《扎塘据悉》，为保存《四部医典》的原貌，使其得以流传有着重要的贡献。南方学派通过对《四部医典》的深入研究，对《四部医典》的性质进行了论述，提出《四部医典》是藏族本民族医学家的著作的观点，影响十分广泛。除了这两个学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医学流派，如北派学术中还出现有隆敦派和贡曼巴派传承，南派学术中出现了直贡巴传承等，都为藏医药学的发展做了积极的贡献。在此时期多个学派的长期争鸣，促进了藏医药血的发展和繁荣。

　　4. 繁荣时期(17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17世纪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当政时期，设立了“第巴”职位，总理全藏政务。1679年第司·桑吉嘉措（1653～1705）任第五世第巴，开始管理西藏地方政务。桑吉嘉措是一位西藏社会中卓越的政治家和学者，他精通五明，博学多才，主持扩建布达拉宫，整理、编纂和修订了医药、天文、历算、文学、历史、传记、宗教等科技经典，在发展藏族科技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桑吉嘉措任期内，尤其重视藏医药学的发展，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藏医药学，使藏医药学进入繁荣鼎盛时期。

　　编撰权威医著。桑吉嘉措在前人基础上，对《四部医典》进行了整理、校对、修订和注释，集诸家之长，去粗取精，用通俗的叙述文体编著了《四部医典蓝琉璃》，全名《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简称《蓝琉璃》，相比于《四部医典》以偈颂文体写著的韵体文体裁，更加通俗易懂，其内容丰富，篇幅较《四部医典》原著多出一倍以上，后世医家推崇《蓝琉璃》为一部权威的《四部医典》原著的诠释，奉其为学习《四部医典》的必读著作和标准注释本，至今仍是学习这部经典医著的入门之选，对于普及和发展藏医药学具有重大的作用。此外，桑吉嘉措还编著了多部医著，1703年完成的《医学概论·吠琉璃镜·仙人喜筵》，也称为《藏医史》，是一部权威的叙述藏医起源、形成和具体发展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藏医药学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兴办藏医学教育。桑吉嘉措时期积极兴办藏医药教育，，为学习藏医创造条件。先后在拉萨的哲蚌寺甘丹颇章宫西侧新建医学校，即医学利众院，从各地选拔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入学，主要学习《四部医典》；恢复日喀则早期建立的藏医学堂，即仙医云集院；此后又在布达拉的“夏钦觉”、“玉嘉觉”及桑甫尼玛塘建立藏医学校；在布达拉宫对面铁山建立的药王山医学利众寺，主要学习内容以《四部医典》为主，每年学员到附近的山区采集药物，注重藏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编绘藏医系列挂图“曼汤”。 藏族人民善于绘制挂图，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在藏语中叫做“唐卡”（Thangka）的挂图最初与宗教的传播有关。“唐卡”起源于宗教需要，于13世纪形成体系，主要用来绘制佛像供人礼拜，后来，医学界利用这种形式来绘制医学唐卡，即“曼汤”，作为教具来学习藏医药学知识。

　　十八世纪，西康地区著名的藏医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多部医药著作，他的贡献大大推动了这一地区藏医药的普及和发展。他的著作包括《治病伏魔药物功能直讲·无垢晶球》、《甘露药物名称功能评解·无垢晶串》、《药方集要》、《丸药配方》、《医药异名释要》等，其中前两部为其主要代表作，合称为《无垢晶鬘》（又名《药物学广论》或《晶珠本草》，藏音译名《协称》），现在一般多习惯称其为《晶珠本草》。

　　18世纪时期藏医学教育的发展为藏医学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安多地区（甘肃、青海地区的）的塔尔寺、拉卡楞寺、夏琼寺、拉加寺、赛科寺、拉莫德钦寺及佐宁寺等著名格鲁派寺院中先后建立起曼巴扎仓（藏医经院），成为藏医药教育和治疗的中心。1745年在北京雍和宫成立曼巴扎仓，培养来自各地学习藏医的学生。同时在内蒙古哈力哈和西霍尔等著名大寺院内建立藏医曼巴扎仓培养蒙古族学生,由此藏医在蒙古族地区进一步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安多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涌现出了许多著名藏医学家和多部医著。此外藏医药学也在西藏上部拉达克地区以及锡金、不丹、尼泊尔、印度等地盛行，传扬四方影响广泛。

　　19世纪，藏医药学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十三世达赖土丹嘉措（1876~1933）十分重视发展藏医药学，下令恢复和加强以前建立的药王山藏医利众院，提高藏医教学水平。出资修建药王山利众院印刷室，将《四部医典》、《蓝琉璃》、《秘诀部补遗》、《晶珠本草》等藏医药经典的陈旧木版全部重新刻制成新版，后来把这些新版称为药王山版。1916年，创办了拉萨藏医历算学院，藏语称“门孜康”，是一所医疗和教学兼备的培养藏医高级人才的机构。

　　5. 振兴时期（1951年以后）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藏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传承发展藏医药学，整理出版大量藏医药学文献资料。藏医药学古代文献非常丰富，其内容和体量仅次于汉族的中医药学。西藏和平解放后，政府非常重视对藏医药学文献资料的整理，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整理古代医著和文献，挖掘整理了一大批古典医药学著作，包括重新刻印或排印出版的有《四部医典蓝琉璃》、《四部医典·祖先遗教》、《桑吉嘉措藏医史》等；翻译出版的有《四部医典》和《晶珠本草》等；1976年和1977年，卫生部先后两次派遣藏医工作小组和摄制小组，拍摄了两部《西藏的医学和药物学》科教片，把第司桑结嘉措时期的80幅彩色医学挂图辑录为4000多幅照片，编辑为汉藏合璧的4本画册，成为集藏医科学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价值连城的珍品；《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藏汉对照本和藏英对照本）将藏医传世珍贵文物“曼汤”公开出版，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新编藏医文献和现代藏医学家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多部藏医药学著作，如《新编藏医学》、《藏医词典》、《藏医基础学》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卷》由全国最高水平的藏医专家集体编著，是包括了我国藏医学基础理论、临床医学及藏医学史的当代总结性著作；藏医史方面的著作有《藏族历代名医略传》，是仅有的医家传记类著作，还有译著《西藏医学》，是我国第一部汉文的藏医史著作；由六个省区藏药专家共同审定的《藏药标准》收载了290种常用藏成药，对一些常用藏药规范化的标准进行了规定，对藏药学标准统一和藏药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他藏药学论著还有《中国藏药》、《中华藏本草》、《迪庆藏药》、《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藏药50余种）等。

　　兴办和发展藏医药学教育。藏医教育领域开始步入现代教育的形式。早期在拉萨由一些名医任教，创办了一所藏医中等专业学校，为药王山和“门孜康”培养了15名藏医。这批最早的现代藏医学生于1962年毕业。1959年，“门孜康”与药王山“利众寺”合并成立拉萨市藏医院，1980年改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1963年，藏医院创办一个藏医班，招收了45名学员，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藏医的骨干。1972年，拉萨市卫生学校增设了一个藏医班，招收了181名学员。从1981年至1986年，自治区藏医院每年都举办一期为期一年的藏医进修班，学员来自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这些学员学成后成为藏医药事业的骨干。1985年在西藏大学内设立了藏医系，招收27名高中毕业生入学，是第一批藏医高级人才。1989年9月，西藏藏医学院正式成立，设有大学部、中专部、留学生部和藏医及天文星算研究所。

　　发展藏医医疗机构。据资料，在1959年前，西藏的藏医机构只有拉萨的“门孜康”和药王山“利众寺”两所。1959年西藏各类藏医药人员只有434人，到1999年，西藏的藏医药从业人员已发展到1071名，全西藏7个地区中有5个已建立了地区级藏医院，在全西藏75个县中，有5个县成立了藏医院，其余70个县都设有藏医科。由“门孜康”和药王山“利众寺”合并发展而成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有建筑面积十几万平方米，建立了门诊部、住院部、藏药厂、藏医研究所和天文历算研究所，并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等20多个专科门诊及现代化医技科室，年门诊量达23万人次。

　　藏医药学现代发展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整体发展，藏医药学的发展已经从过去封闭状态逐步走向现代和开放，进入了繁荣兴盛的新时期，在藏医药传承与发展、藏医药高等教育、医疗机构和水平、藏医药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硕的成果。

　　藏医药学历史悠久，其医药学文献之丰富仅次于汉族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卷帙浩瀚，古籍文献数目不下三千余种，记载了数千年来藏医学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生命科学信息，凝聚了藏族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世界现存传统医学中理论和实践资料最为丰富、原始形态保存最好的医药学之一。在藏医药学传承发展方面，近年来挖掘和整理了大量的藏医药文献资料。规划完成了“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书” 的古籍整理编篡工作，已出版发行 100 部，主要包括《月王药诊》、《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编著出版的有《迪庆藏药 》、《藏药志》、《中国藏药》、《中国藏医药大全》等 60 部著作。编著了全国高等院校藏医学专业教材共26 套，基本涵盖了藏医药学专业的学科领域。2012年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藏医药文献编纂工程《藏医药大典》正式出版发行。《藏医药大典》全书60卷，附总目1卷，6000万字，分为藏医学史、古代医籍、四部医典、临床医著、药物识别、药物方剂、药材炮制、仪轨颂词等8大总义78章492节，收录了638部藏医药经典古籍和近现代代表性论著，涵盖了藏医药学从理论到实践几乎所有的内容，时间跨越从公元前七世纪至今2900多年的历史，将搜集到的1150余种藏医药古籍文献，历经文献考证、分类、复制、辑校、审定、编辑、排版、印刷等艰苦复杂的过程编纂而成。《藏医药大典》从藏医药古籍文献搜集整理到出版发行，历经二十余年时间，由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组织编纂工作，成立了以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区市藏医药专家和文献研究骨干组成的编纂委员会，先后有近千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一规模空前、内容浩繁的艰巨工程，在编撰过程本着“尊重原著、甄正勘误”的原则，对底本中出现的残缺错漏等问题，在保留古籍文献的原貌和风格的同时，参考大量权威文献和专家论证，进行改正、补充和说明，充分体现了文献研究和学术价值，首次突破藏医药古籍综合论述的编写体例，按照时代、类别、内容进行了科学细密的分类，使大典篇章合理、条理有序，查阅方便，通过认真细致的版本甄别、底本对校、文献勘误、补残补漏、文稿审校等辑校工作和国内权威藏医药专家多次审定，确保了大典的编纂质量，这一工程凝聚了藏医药界的集体智慧与心血，期间得到了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和各省区的大力支持。《藏医药大典》是对藏医药学理论、实践和历史成就的一次全面系统的集成，充分展示了藏医药学的完整体系、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藏医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增长迅速。目前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主要藏族聚居地区都设有藏医医疗结构和专门管理藏医药的卫生行政机构。据资料以西藏地区为例，以拉萨为中心的藏医服务网络已形成，在西藏自治区有独立的藏医医疗机构17所，70个县设有藏医科，在编藏医药工作人员1850人，民间具有个体行医资格的藏医660人，其服务可覆盖全区大部分地区，在各级藏医院中，全区年门诊量达到60万人次，平均门诊量已超过同级医院的平均门诊量。1992年北京建立藏医院，目前，北京藏医院已发展成为一个以藏医为主，民族医、中医、西医结合，医疗和科研结合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国家级民族医疗机构。

　　藏医药教育事业自8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已建立了培养藏医药人才的医学院或医学系，一些县还设有藏医学校，培养大学生、中专生等不同层次的藏医药专门人才。1989年9月，西藏大学藏医学院正式成立，1993年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独立设置为西藏藏医学院，是国内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4年与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1987年，青海藏医学院建成，1992年开始招收专科生，1995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0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1992年开始招收藏医专科专业，2001年开始招收藏医本科专业，2007年开始招收藏药本科专业。中央民族大学2002年开始招收藏医专业本科生，2007年国家民委-教育部共建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招收民族医学专业研究生，2008年成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

　　在藏医药科学研究方面，国内多家高校、科研院所、藏医医疗机构和藏药企业开展了深入的藏医药科学研究工作，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青海省医学院、青海省藏医院、金诃藏药、奇正藏药、晶珠藏药等单位，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藏医药学科研项目。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藏医药治疗消化道溃疡的临床研究”、“藏医药治疗胆石症的疗效观察”、“藏医药治疗乙型肝炎的疗效观察”等科研课题。一些传统藏药经过藏医药研究人员的精心研究，现已找到了将传统炮制加工与现代高新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新制药方法，千百年来一直依靠手工制造的藏药现已开始在自动化流水线上生产，一批高技术含量的名优藏药陆续问世，有些产品远销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藏医药学术交流日益广泛，近年来召开的国内和国际藏医药学学术会议主要有：1983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第一届藏医药国际会议；1988年在青海湟中县召开藏医药学术交流会；1998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一届藏医药国际会议；2000年在中国拉萨召开2000国际藏医药会议；2002年在奥地利Graz大学召开东西方传统医学大会其主题为藏医药的研究和讨论；2003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二届藏医药国际会议；2003年在英国牛津召开国际藏学研讨会；2006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Tibetan Medicine Congress；2007年在印度Dharamsala召开的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Council of Tibetan Medicine；2008年在印度召开National Seminar-Cum-Workshop on Tibetan Medicine；2011年在成都召开全国藏医药学术会议；2013年在拉萨召开全国首届藏医骨伤学术交流会议等。

　　藏医药在治疗某些疑难病症和常见病症方面的独特效果，在西藏及其毗邻地区、蒙古、俄罗斯Buryat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北印度等地区有极大的影响，在欧洲和北美也有良好的声誉。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设有一些藏医医疗、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如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Shang shung Institute藏医药国际学院、以色列Hadassah大学附属医院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和瑞士Padma AG公司等，其中后两者是国际藏医药研究的积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