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这是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归纳，并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实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来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形成的主流由许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在中国漫长历史和辽阔空间中形成的。最初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多个民族汇集和融合，形成了汉族。汉族又通过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渗入到其它民族的聚集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中国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逐步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已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从民族认识的多层次论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从而获得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把握，要从中国的历史过程去认识中华民族形成的内源动力，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去体会中华民族发展的整合机制，才能深化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解。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们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总书记的话强调了在汉语语境下，中华民族作为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其背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蔓延几千年的历史过程。

　　杨圣敏教授强调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的56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几个民族以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是中国的土著民族，都可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追溯出2000年以上的文字记载。

　　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之中。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2000多年的历史里，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但总体来讲，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是统一的准备。而且经历过分裂的洗礼，人民对统一的渴望越来越坚定，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坚固。

　　中国的统一与辽阔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开发的。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是中国56个民族及其先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共同缔造和书写的，中国的疆域是56个民族及其先祖在生活和生产中不断开拓和发展的。在这历史时期，汉族居于主导地位，每一个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其固有领土上绵延不绝，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世之罕见。这一特点的形成有其背后深刻的肌理，包括了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特点和传统思想等方面。

　　从地理环境来说，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天然的半封闭、内向型的区域，一方面阻隔了与区域外的交往和沟通，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域内各民族的交往和沟通。每一次乱世最终都能得以统一，每一个治世的版图都大致形同，就得益于中国特殊的地理单元。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产生，并促使多元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走向一体，走向统一。

　　中国北部辽阔的蒙古高原，孕育了马背上弯弓射箭的匈奴、鲜卑、蒙古等部，他们不断南下寻找与中原文明对话的途径，搭建与长城内富庶繁荣的经济沟通的渠道。中国东北的森林和沃土，养育了东胡、肃慎、鲜卑、女真等部，一次次试图突破辽东走廊，寻找与中原文明对话的空间。这些弓马娴熟的少数民族都曾在中原地区建立辽阔而稳定的王朝，将内地与北部、东北部边疆连为一体，促进了多元民族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增强了彼此的互信与理解。

　　中国西北地区，三面环山，仅有东边敞开直通内地，生活于此的各少数民族通过北边关隘与蒙古高原和中原地区各民族展开了文化对话，曾将座椅、琵琶佛教等文化带入中原，深刻改变了中原和蒙古高原人民的生活样态，文化要素和宗教信仰。中原王朝也积极寻找与西北地区对话的渠道，自西汉张骞凿空之行后，特别注重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与治理。

　　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和山高水深的云贵高原，藏族、门巴、白、苗、傣等几十个少数民族生活于此，受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区的阻隔，积极与东北方向的中原地区进行沟通和互惠贸易。

　　在中国辽阔的疆域内，各地区形成了文化各异且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各民族，但通过密布的河网，山间草原上的自然孔洞和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将各少数民族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引向了中原方向。这种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形成内聚的影响，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从政治制度来说，中国一直以来采取了君主集权制，权力被收拢在皇帝手中。同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或半自治的封国（册封）制和羁縻府州（土司）制度。中央君主集权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册封和羁縻府州制并存在中国2000多年的王朝历史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政治制度。

　　这种政治制度有利于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地区之间的分裂割据状态，同时有利于各民族内部政治凝聚力和认同的形成，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凝聚力的形成，这是中华民族形成和稳定的政治基础。

　　从经济特点来看，中国不同于历史其它地域辽阔的大国，不但形成了军事和政治联合体，更在历史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北沟通，东西互惠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根据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千差万别的经济类型和地区物产。这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民族和多元的文化。不同地域与文化之间，既有彼此独立的一面，又有互通有无、互采所长的需求。因此，自古以来，无论是在乱世还是治世，也无论是大江还是高山，都不曾阻止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

　　中国中原地区雨热条件好，土地肥沃，宜于耕作，物产丰硕，形成了发达的经济文化。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依托河湖、森林、沙漠或草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物产，但比较单一。所以积极与中原地区寻求进行物质交流的契机，补充所缺的物产，提高经济技术。中原地区也得以补充畜牧产品的不足。在几千年来的经济互惠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也形成了边疆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靠拢的动力。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中，北方的匈奴、突厥、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西北的回鹘等部落都积极与中原进行贸易往来。当贸易通畅时，边疆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人民友好相处，互通有无，安居乐业。一旦通道不畅通，就造成刀兵四起，战乱不断，给双方造成无可承受的苦难。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不断加强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才是千古不变的、符合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互相依存、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是几千年来维系各边疆少数民族和中原关系的基础，也是促进中华民族发展、融合的动力。在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的障碍被打破后，随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直接带动了政治上的联合。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也曾多次发动征服战争，这些战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在结果上则进一步加强了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从传统思想来说，中国一直有天下一统、天下一家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几千的历史里，统治者存在一定的华夷区分和民族歧视政策，但“华夷一体，四海一家”的思想始终与这些民族歧视观念并存，并成为统治者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民族众多的国家。无论是汉唐等汉族政权，还是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持中国辽阔疆域的稳定和繁荣，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善待异民族，相对平和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的推广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最终将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深入人心。

　　及至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掠夺战争，中华各民族都深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压迫，面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平等，生活异常艰难。国家的衰亡、外敌的入侵以及亡国亡种的威胁，最终激发起各族同胞共同抵抗的决心，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也代替“天下”或“四海”等概念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守护的家园。

　　在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觉醒为自觉实体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和不断繁荣。

　　郝时远教授提出各民族团结的基础，熔铸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就是近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的运动，在政策上采取了国内各民族的一律平等的原则，帮助和满足各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

　　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面对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和舰船利炮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境内各民族作为“共同祖国的同胞”构成中华民族，即中华民族是“一族”，中国是“一国”的“一族一国”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的认识超越了清末以来所有的民族论述，将中华民族成为认同的来源和社会团结的焦点，实现了中华民族和国内各族人民的对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放弃民族自决，并将“各民族”的自觉提升为中华民族的自决。某种意义上来讲，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步入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大门，中华民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民族，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代表。这是对僵化、偏狭的现代民族理解的一种突破，是尊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是对中国历史和具体国情的肯定。

　　中华民族积淀了中华文化传承中根深蒂固的“天下统一”的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产生了历史认同，也鼓舞着每一个中华儿女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当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同时也必须正视“我国仍将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基本国情”。在民族方面突出的表现为少数民族及其聚集地区普遍与内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差距。实现少数民族及其聚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实现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但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没有牢固的物质基础做支撑，上层设计及其优越性就很难得到有效地发挥。

　　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同样，“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好经济权益问题。”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一直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优待，诸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扶贫开发、对口支援、兴边富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全国支援西藏、19个省市支援新疆等差别化政策，实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初步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共享社会主义改革成果。同样，西气东输、北煤南运、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国家建设工程，则是西部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对内地、东部和整个国家发展的反哺和支持。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边疆地区从传统的发展边缘转变为内外联通、对外开放发展、“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程中，民族地区的发展优势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得到全面和充分的发挥。

　　在加强物质建设的同时，同时要重视节省生活，这是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两把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总书记强调的文化认同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强调的民族文化是集各民族文化所长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内部各种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吸收，是实现各民族文化“多元”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一体”的必由之路。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就是希望中华民族内各个民族都了解本民族的文化，理解其它民族的文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共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归属，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从民族角度来讲，“统一”不是“同一”，要承认各个民族的差异性；从文化的发展角度来讲，“统一”不是“单一”，要包容文化的多样性。“统一”和“统一”都是对多样性的整合，即“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使多民族及其承载的多样性文化建立彼此间更紧密和更共生的关系”。

　　只有坚持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共同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合，共同建设中华文化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展现中华民族成员间和睦相处的交往、和衷共济的交流、和谐发展的交融，维护中华民族的稳定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