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按:2000年7月,国家民委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由这项调查研究引发了政府制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具体政策,并连续制定多个五年专项发展规划,实施具体帮扶项目,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经济效果和社会影响。今年,这项调研活动已过去了20年。为了纪念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活动,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我们选编了项目组织者和参与者王铁志老师的部分文章,形成“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的历史回顾系列文章,为关心这项研究活动的同仁们提供参考。
2000年7月,国家民委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这项研究成果很快转化为政府决策,通过连续制定和实施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多个国家级五年专项发展规划,实施了大量有利于人口较少民族所在地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项目,同时也带动一些专家学者参与人口较少民族研究活动。把人口较少民族作为一个单独类型进行集中研究,这在中国还是首次。这项研究有何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口较少民族的概
从政府开展“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开始,引发人们频繁地使用一个新的概念——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最初人们针对这一部分群体,称他们为小民族。如内蒙古、黑龙江都曾提出过“三小民族”的概念。在酝酿调研项目的过程中,大家认为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都一律平等。如果称他们为小民族,似乎就要分出民族有大有小,与民族平等政策不太相符,因此建议称为人口较少民族。应该说明的是,这项调研活动所提的人口较少民族是个相对性的概念。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虽然人口有1.05亿(2000年),也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47%,相对于拥有11亿多人口的汉族来说,他们是少数民族。而在少数民族中,一些民族的人口数量更少,有的只有几千人或几万人,相对于那些几百万人乃至上千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因此可以称他们为人口较少民族。
2000年开展“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时所指的人口较少民族,是指那些人口数量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民族包括鄂伦春族、赫哲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保安族、裕固族、撒拉族、阿昌族、德昂族、布朗族、鄂温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京族、毛南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高山族等22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种类虽多,但各民族人口加起来仅有63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5%。
2011年,国家民委发布了经国务院同意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这是国家民委与有关部门发布的第二个国家级扶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十二五”规划),根据“十一五”规划实施经验和地方要求,这个规划扩大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范围,把人口10万人以上但在30万人以下的景颇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仫佬族、土族6个民族纳入扶持范围,因此,此后所讲的人口较少民族包括28个民族。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这28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为169.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134%。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粗线条地划分标准看起来不一定很精确,但在实际应用上却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要制定一项优惠政策,必须要明确政策的实施对象、实施范围、以及财政支出情况,这是决定政策可行性的关键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也会经常遇到这类问题,如调薪、评定职称等等,没有一个一刀切的硬杠杠划清界限,政策覆盖范围就不好确定下来。另外,从学术研究方面看,也具有一定类型学上的意义。因为按这种标准称为人口较少民族的,应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民族的发展会遇到与人口数量及分布状态有关的一些共同性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性和政府针对他们的特点开展帮扶工作,应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围绕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以解决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实际问题为重点的决策性研究;二是研究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因素的应用性学术研究;三是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过程的纯学术性研究。这些研究都有其研究的重点,也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决策性研究的意义
开展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首先是民族工作的现实需要。在迈入新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在西部大开发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少数民族从中得到大发展。要把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落实到少数民族中去,就需要有个合适的工作切入点,有个有效的形式和载体。近年来,国家民委推动开展了旨在促进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兴边富民行动”,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分布在边境地带,自然而然纳入了这次帮扶行动的范围。我国民族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让每个民族特别是那些比较弱小的民族落伍,这是制定政策者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而这些民族目前大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需要政府对他们给予帮助。因此,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就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重视。
这些民族虽然种数很多,但人口数量较少,最初选定的22个民族,人口总数加起来也就是63万人,如果找准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并针对他们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制定特殊政策,对他们加以扶持,这些民族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解决了这22个民族的发展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近一半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其政治意义非常深远。
这些民族大都分布在边疆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边疆地方大多是崇山峻岭过高原荒漠,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在这些地方,历史上中央王朝的控制力比较弱,往往是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安。人口较少民族大多是跨界民族,他们与国外相同民族相邻而居,语言相通、风习相同,有的还有姻亲关系,相互之间来往密切。认真研究并做好人口较少民族的工作,不仅关系到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对发展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和维护地区稳定也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研究和解决好人口较少民族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他们与其他民族共同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对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促进和平友好国际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比较深入的了解了这些民族的具体分布、基本情况和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形成了帮助他们发展的基本思路,所形成的研究报告,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很快形成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具体政策,并连续制定多个五年专项发展规划,实施具体帮扶项目,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经济效果和社会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调研活动的决策研究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三、应用性学术研究的意义
应用性学术研究主要研究人口较少民族作为一个类别,与其他类型的民族所不同的差异性问题。我国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千差万别,所形成的文化五彩纷呈,民族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因此需要我们关注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特点等问题。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各民族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如从国家这一层面上来看,都具有中华民族的共性。从少数民族这一层面上来看,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发展也有一些共同性的特殊问题。我们再把关注的视角放在人口较少民族这一层面,他们是否也具有一些由于人口少而带来的共同特点呢?影响这些民族发展的因素,哪些是与这些特点有关呢?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进程前景如何,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会遇到哪些特殊问题?其发展如何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对于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和思考的。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宽到世界民族问题的范围,可以发现,在民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中,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首先,人口与民族发展具有一定的联系。人口数量多、素质高就意味着拥有的资源多,实力比较雄厚;而人口数量少、素质低就意味着拥有的资源少,实力比较弱小。一个只有几千人或几万人的民族,他们的综合发展实力与有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民族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民族的生存发展问题上,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问题比人口多一些的民族要更突出一些。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不乏一些人口较少的弱小民族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不仅实现不了现代化,生存环境反而更加恶化的事例。如北欧的萨米人,北美的因纽特人等,这些民族的发展就比较缓慢,社会问题比较突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再如前苏联有26个人口较少的民族,诸如萨米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埃文克人等,这些民族总人口有18万左右。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民族中有15%有劳动能力的人赋闲在家,每10万人中就有70―90起自杀事件,比苏联全国平均数高2―3倍,人均寿命比苏联全国人均寿命少18岁。在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政府曾把那些在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贫困农户搬迁到公路边,但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在城镇的就业能力,不适应城镇快速生活节奏,他们又搬回去重新过起了原始生活。因此,小民族的发展问题,也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其次,人口与民族关系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在一个竞争和不平等的社会里,如果两个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相当,他们可能形成平行的、竞争的民族关系。如果两个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相差悬殊,它们之间可能形成从属的、依附的民族关系。一些地方发生的具有一定烈度的民族冲突,往往发生在各方面力量旗鼓相当的民族之间。在存在阶级和民族压迫制度的条件下,就会发生民族之间以大欺小的事情。在日常交往中,民族之间人口数量不同,他们在经济文化交流、语言文字使用乃至族际通婚等方面,其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一律平等。这种平等,不仅包含政治上的平等,也包含经济、文化方面发展的平等。特别是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为少数民族加快发展,为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条件。新中国消除了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我们研究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除了考虑旧有制度的遗留影响外,还应该寻找其他方面的原因。根据调研组形成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调研报告和有关材料,我们发现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是与这些民族的人口特点和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的。
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一些问题,尽管内容差不多,但程度不太一样。为便于研究问题起见,我们可以考虑跨界民族人口的因素,把这22个人口较少民族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全球范围看,该民族人口总数并不少,有的人口有几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只是由于人口迁徙、民族演进、国界分割等原因,使他们在中国成为人口较少民族,如俄罗斯族、京族、乌孜别克族等等。一般来说,这些民族原来都有一定的基础,历史因素对该发展的阻碍不是很突出,与周围其他民族相比,他们的经济、文化、社会水平也不算太低,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和发展等问题。另一种是该民族不仅在中国人口数量极少,就是包括周边国家跨界同一民族的人口,其人口数量也就是几十万人。不仅在中国,就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他们也可被称为人口较少民族,这类民族有基诺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保安族、高山族、毛南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等。与周围其它民族相比,这些民族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相对落后,凭本民族的力量实现现代化比较困难,需要国家在各个方面给予扶持。中国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属于后一种类型。就族体而言,前一种人口较少是局部现象,这种形态是再生的;而后一种人口较少是总体现象,这种形态是原生的。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其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与边疆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民族是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计方式,影响着社会组织的建构和运行模式,也孕育了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边疆地区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生物品种的多样性,是小民族群体得以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条件。实际上,我们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如果追根溯源,都与这些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特点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些影响在不同类型的民族间也略有不同。对此,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经济发展来看,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两个方面。我们首先分析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的边疆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有许多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但由于环境封闭,地域辽阔,人口少且居住分散,远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也存在许多不利于吸引投资的因素。如商品贸易因运距长而加大成本,影响投资者在这些地方经商办企业。交通、电力、邮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也由于线路长、投资大、覆盖人口少、效益低而使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这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工商企业比较少,群众主要经营自给自足、收益不高的传统农牧业,生产生活比较困难。地理环境对生活在当地的各民族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但对于那些技术手段落后,只能靠手工劳作简单利用地表资源的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影响力就显得更大一些。而对于那些文化素质高的再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由于他们能够采用先进技术来弥补环境条件的不足,影响力就有可能相应弱一些。
其次分析生计方式的影响。生计方式是民族传统的一部分,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生物品种的多样性,导致了依赖当地资源生存的人口较少民族形成了多样的生计方式,有的形成了与民族发展休戚相关的特色产业。如生活在茫茫草原的鄂温克族、哈萨克族擅长畜牧业;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的鄂伦春族擅长于狩猎业;居住在大江大海之滨的京族、赫哲族以捕鱼为生;一些南方山地民族从事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同时以采集、捕鱼、狩猎作为补充手段。这些生计方式的产生和延续,是与小规模人口和一定的环境资源承载力密不可分的。因为生物资源有限,像江河捕鱼、深山打猎这样的谋生方式也许只有在人口较少民族中才能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反过来看,人口多的民族也不可能主要以这类产业为生,因为有限的资源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口。但当人口压力增加和环境资源改变后,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有的就难以为继了。如南方山地民族由于人口增加,大面积垦荒和缩短土地轮休期,导致水土严重流失,因此需要改变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实行固定土地和精耕细作。再如由于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急剧减少而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禁止捕猎野生动物,那些过去以砍伐木材或捕猎野兽为业的民族也不能延续传统的生产方式,他们需要放下斧头和猎枪,寻找新的谋生方式。还有,由于草原超载退化、大江大河渔类资源枯竭,也导致一些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收入急剧减少,他们需要开辟新的财源。另外,阿昌族、保安族善于铁制品加工,过去阿昌刀、保安刀久负盛名,云南就有“阿昌族打刀,景颇族舞刀”的说法。但由于近年来公安部门对刀具施行严格管制,限制旅客携带和在一些地区使用,使这两个民族的传统产业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此,这些民族都普遍遇到产业结构调整甚至转产等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结构调整是人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结构调整的意义就不一般。因为对于那些人口多的民族来说,他们的经济规模大,产业结构复杂,劳动者文化素质高,适应能力强,能够比较容易地克服结构变迁带来的困难。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由于他们的经济规模小,产业结构单一,劳动者文化素质低,适应能力弱,在结构调整中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一些。如转产对其他民族来说是个局部现象,但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就关乎全局,有的需要全民族的总体动员。转产有的意味整个民族要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转而去经营那些他们非常陌生的新产业,如要猎民“弃猎从耕”,渔民“弃渔从耕”等等,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有的人能很快适应转变取得成功,有的要他们在短期适应新的产业,掌握新的生产技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农村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是靠传统文化祖祖辈辈潜移默化传递下来的,转产也意味着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对一个民族来讲,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要进一步专业化、商品化和国际化,对于那些文化素质较低,对外联系较少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要适应这种转变更为困难。这类问题,主要存在于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中。对于那些再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他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遇到问题的性质或程度会有所不同。如俄罗斯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撒拉族都善于经商,有的还擅长手工业,他们的这些民族特点,是与市场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因此,这些民族有的近年来发展比较快,如京族利用发展边境贸易的机遇和与越南主体民族语言相通的优势,大力发展商贸、旅游和养殖业,成为中华各民族第一个先富起来的少数民族。从生计方式对民族发展的影响来说,这些民族遇到的困难比原生形态的民族要小一些。
从文化发展来看,制约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的因素也与人口规模有关。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他们都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文化都有重要的价值,如同越是稀有物品越珍贵一样,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也由于稀少而显得珍贵。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文化发展遇到的问题有所不同,其发展机遇也不大一样。如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大多是口传文化,他们大都没有本民族文字,因此利用图书报刊、广播影视等传媒手段传播本民族文化就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当文化作为产业市场化经营的时候,经济利益的驱动对民族文化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人口较少民族由于直接面对的本民族受众较少,以本民族文化(特别是语言)为特色的文化产品不容易形成市场规模和效益,其文化发展就遇到更多的困难。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大多处于弱势地位,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具有更多的公益性质,更需要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
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更容易受到相邻的人口较少的民族的影响。最突出的是语言使用。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之间在语言上互相学习,特别是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符合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同时由于语言上相互学习,也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在语言相互学习中,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问题与人口多的民族是有所不同的。由于他们生活的社区规模较小,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频繁地与其他民族人员打交道,为了便于交际,许多人掌握了一种或数种其他民族的语言。如新疆的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大多通晓维吾尔语言,塔吉克族在中小学还使用维吾尔语言文字进行教学。云南的德昂族一般懂傣语,有的还会景颇语。由于汉语使用范围广泛,事实上已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语,因此人口较少民族大多通晓汉语。这种主动学习其他民族语言以提高自身适应性的做法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与此同时,这些民族的第二代人或第三代人多数不会讲本民族语言。在人口较少民族中,使用本民族文字还无从谈起,因为除俄罗斯等个别民族外,这些民族大都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世世代代只有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承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当代,他们利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手段传播本民族文化的手段也很有限。这种文化极其脆弱,很容易受偶然事件影响而造成文化传承的中断。在全球化的冲击和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较快,一些民族的语言已成为濒危语言,他们的传统技艺、口传文化在急剧流失。与那些人口较多的民族相比,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和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
从社会发展来看,影响这些民族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一些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发育程度比较落后。对这部分民族,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他们的发展差距还是比较适用的。由于这些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生产方式落后,社会组织和群体规模小,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低,在20世纪中叶,有些民族如独龙族、怒族、布朗族、基诺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或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门巴族、阿昌族等还保存着封建农奴制的残余。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民族同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与过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观点、习俗等变化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一些落后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习俗仍然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进程。大体来说,过去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人口较少民族,除部分民族在国家扶持下获得超常发展外,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更突出一些。全球化和现代化意味知识化、专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社会组织化程度更高,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而那些从事原始农业、渔猎业或畜牧业的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比较简单,群体规模小,知识化、专业化、工业化、组织化程度都比较低,比起那些以集约农业为主,或有工业基础和商业基础的民族来说,他们要适应这种转变更为困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也需要国家给予扶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都遇到一些特殊困难,但不同类型的民族遇到的问题有所差异。对于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他们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遇到因自然环境和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一些特殊问题,需要解决如何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和与现代化相适应等诸多难题。而对于那些再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他们在社会结构方面遇到的问题相对少一些,在地理环境方面虽然遇到一些问题,但克服的手段要多一些。在文化发展方面,他们与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一样,都遇到因人口数量少而产生的特殊问题。相对来说,原生形态的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困难要更大一些。
当然,以上分析的主要是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因素及他们遇到的困难,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反过来看,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如可以利用地处边疆、与跨界民族语言相通存在密切联系的优势,发展边境贸易或跨国贸易。也可以利用边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发展边疆旅游。人口少固然发展的力量比较薄弱,但人口少负担也轻,俗话说“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边疆地区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如果稍加扶持,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也比较容易。在外力推动下,他们也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超常发展,赶上先进民族的发展水平,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到,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但关键是人的因素。这些分析给人们以启示,那就是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核心,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到以人为本,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方面,要重点解决基础设施落后问题,集中解决人口较少民族居住的村寨不通路、不通电、不通邮、不通广播电视和人畜饮水困难等突出问题,打破环境的封闭状态,改善投资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尽快地消除人口较少民族中的贫困现象。还要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地方经济实力和群众的收入。在社会发展方面,首先要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当前要重点抓好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同时要抓好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培训。要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解决群众就医难等问题。要注意保护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四、学术性研究的意义
如果说应用性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方面,那么学术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过程等方面。这类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特性、民族意识、民族交往、民族分化、民族融合以及民族发展趋势等方面。民族发展体现一个民族的综合实力,民族过程体现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当然,如果从广义上理解,民族发展是指民族自身发展,它不仅包括一个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也应包括一个民族族体的发展。族体发展指的就是民族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过程研究方面,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从民族形成和发展看,人口较少民族的形成是与边疆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生态环境分不开的,但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其他一些社会性的因素如战争、历史事件、国界划分、人口迁徙、民族分化或融合、政府政策引导等,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和人口分布都带来一定影响。
从民族意识来看,一般来讲,人口较少民族由于群体规模小,社区范围小,社群内部人际关系比较密切。出于互助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以及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的影响,这些民族内聚力比较强,有较强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有的对外界仍有防范心理。
从民族关系来看,人口较少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为了保障人口较少民族的平等权利,在这些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自治县或民族乡,在全国人大、政协以及有关省区的人大、政协,都有人口较少民族的代表。人口少的特性决定了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和密不可分。如山坝关系、农林牧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结构不同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如生活在广西的京族过去主要从事海洋捕捞业,近年来发展海水养殖业和边境贸易业,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在青海省,一些外出务工的撒拉族基本垄断了青藏公路运输,在北京、广东、上海经营清真餐饮业也形成一定优势,一些餐馆形成了“汉族老板、撒拉族经理,回族厨师”的经营模式。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人口较少民族依托资源优势形成新的特色产业,与其他民族形成新的经济交换和协作关系。在日常生活中,随着封闭的地理环境被逐步打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和互动更加频繁,如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使用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语言文字,有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族际通婚的障碍与其他民族通婚,这些都会给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文化保护带来新的问题。
从民族特征来看,体现民族特征的主要是文化。由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极易受到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因此,体现这些民族外部特征的表层文化丧失得较快。除了一些所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民族人口聚居程度高一些民族还相对完整保持了民族文化形貌外,一些人口分散,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人口较少民族能够保留下来体现本民族特点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尽管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在逐步增加,但各民族也都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来保持本民族的内部认同,有的通过保持本民族语言,有的通过维持本民族内部同婚,有的通过举行民族节日庆典和宗教仪式,民族消亡仍然是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民族文化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不仅是民族特征的体现,也是一种可以利用并产生效益的宝贵资源,越是稀有的、濒临消失的文化越是珍贵,如何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扶持这些民族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从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关系来讲,发展研究与政府决策结合得较为紧密,如制约民族发展因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就可以被政府决策者直接吸收或采纳。民族过程研究具有更多的理论色彩,与政府决策似乎相距很远。但我们扶持一个民族发展,不仅关心他们的现在,也应关心他们的未来。一个人类群体,在经济发展上可能有很大的实力,但在民族特性上可能很强,也可能很弱或很快消失。各民族融合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鼓励各民族自然融合,反对人为地强制同化。我们在设计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方案时,怎样贯彻党和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政策,这也是值得研究者和决策者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总之,这次开展的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调研活动,从学者参与决策和产生的社会影响看,可以称得上是继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从政府决策这一层面来看,开展这样的活动意义非常深远。政府决策需要学术研究成果来支持,这样才能有利于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从学术研究发展这一层面来看,这项活动对促进学术繁荣也有重要意义。因为学术研究只有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理论研究为现实工作服务,发展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经世济民的优秀历史传统,他们参加这项研究活动,不仅能做到以所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因此,不论从政府决策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次调研活动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注:该文发表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转载。这次选编,作者对部分文字做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