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学，顾名思义，与教育有关。是从前门源地区各民族学生小学毕业时举行的盛大的、别开生面的庆典仪式。这种仪式在县城已经、或者正在消失，而在乡村仍然流行，并且依然隆重与普遍。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因为这个仪式只是在小学毕业时举行，初中、高中都没有。现在的高考中，对金榜题名的学子们也进行祝贺，但不叫出学，而称作恭喜、挂红。

　　门源地区办学历史不算悠久，私塾之外正规的学校可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据史志记载，1925年由早期门源籍人士郭毛兰、贾东主二人捐资，又发动当地富户出资，政府出资一部分，筹建了“门源蒙藏初级小学”，至此，新文化运动的春风总算吹进了闭塞千年的浩门古镇，使之有了第一所正规小学。

　　逐步尝到读书甜头的各民族群众，想努力摆脱愚昧的愿望极其强烈，呼声极高，迫使政府加大办学力度，学校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较多的大村庄都开设了小学，县城开办了女子小学，当时称作女学。有数字显示，解放前夕，门源有初小22所，中心学校6所。这些学校的办学资金除了部分捐助，大部分还是摊在民众头上，由于经费奇缺，导致没有课本、没有桌凳、没有教师，办学举步维艰，学生流失很多。相比之下的“门源回教教育促进会中心小学”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费由马麒任第一任会长的省回教促进会直接拨款，校舍、寝室、伙房、课桌凳、课本一应俱全，师资力量较为充足，吸引了大批回族子弟转入此校，门源的民族教育雏形基本形成。

　　大概是由于学校诞生极其艰难，也许被蒙昧已久的心灵得到开化的缘故，民国时期的门源，小学毕业都要进行非常隆重的出学典礼仪式。据老人们讲，学校毕业典礼当天，受邀请的社会名流在主席台就坐，县长都要亲临讲话。学子们首先要给孔子像行礼，然后给校长、老师以及来宾行礼，接下来接受亲友以及庄员邻舍的挂红，亲朋多的或者有家庭背景的孩子被红绸缎裹得像个粽子立在主席台前，等学校的这一切仪式结束，毕业生家长视经济条件在家里摆宴席答谢老师与亲友。

　　由于资料匮乏，“出学”这种习俗的起源已无从考证，但从民间流传的历史轨迹中，还是能看出一条较为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显现出一方水土特有的文化符号。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解放前的门源地区，多数学子读书读到小学毕业，也就是其一生学业的终结，只有少数富家子弟才能走出大山，到省城乃至更大的城市去求学。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弹丸之地的门源峡谷浩门古镇，对小学毕业的庆典才十分重视万分看重，这是苏醒的这块古羌地崇文尊师的最隆重典礼，也可以说是一种最神圣的、对文化的敬畏与膜拜。以至于到今天，在狭长的百十公里内，“出学”这种习俗绵延不绝，兴盛不衰。

　　我母亲在世时曾说过，她出学是在解放前两年，那就是说1947年，母亲十三岁。那会儿浩门镇的出学仪式还很隆重，毕业典礼当天，家境殷实一点的学生穿戴一新，家长们用红木盘端着红纸封起来的礼金、礼物敬献给每位老师，跟在家长身后的学生逐一给老师鞠躬行礼。其实那会儿师资力量仍然匮乏，母亲就读的门源女学教她们的只有一对姐妹教师，姓魏，是门源有家世人家的女儿。姐姐是校长，妹妹做教师，老百姓背后称作大魏老师、尕魏老师。

　　那时候女学开设的课程有语文、算数、历史、地理、大小楷等，还有女红课。每当端午节、八月十五这样的节日，是展示女红作业的时候。学生的作业在学校展览，请来的家长接受相互的评判，还要给老师奉上较为丰厚的节礼，而相对出色的女红作业，大到衣服鞋袜、小到钱夹、香包则会被老师收走。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母亲后来认为，那是一种变相的剥削。也难怪，她非常得意的作业——一件月白色葫芦上衣被“上缴”，她说一直耿耿于怀了好些年。

　　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启蒙教育，毕竟为门源这样闭塞的小城吹来了清新之风，两位知识女性的为人做派、穿衣打扮、气质风度，在举手投足间给母亲那一辈女性树立了人生的榜样，并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得到了生活技能的培训与磨练，使得那一代女性无论社会背景如何更迭动荡，她们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着自己，养活着儿女。她们除了相夫教子承担家务，便无一例外地到处打零工，在建筑工地干小工，在仓库、货场当装卸工，在浩门河畔砸石子儿、筛沙子……

　　时间到了我们小学毕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批林批孔”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学校只剩下学生、老师和工宣队参加的毕业典礼以及文艺演出。那个夏日的午后，当我从学校领到毕业证，演完节目回家时，看到我的舅爷——我母亲的二舅舅，当时在门源县手工业联社工作，一位非常有才华、十分能干的旧时代乡村知识分子，写字、绘画、木工、甚至裁衣、做鞋无所不能的能工巧匠。他拿起放在堂屋八仙桌上的大红绸子，像绶带一样斜挂在我的身上，右腋下打了一个结，然后恭恭敬敬对着外公拱手作揖，口中念念有词：“恭喜恭喜啊，姑爹爹，朱嘉华今天小学毕业，我们亲戚中又出了个女秀才。”听到一向唤我乳名的舅爷第一次叫我大名，刹那间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似乎瞬间长大了许多。我外公连忙向舅爷拱手还礼，说道：“舅爷，同喜同喜，丫头能有今天，全仰仗老师的教导和亲戚六眷们的疼爱，多谢舅爷为丫头出学。”礼毕，老姐夫与小舅子喝了半瓶竹叶青酒，这是父亲孝敬给外公的，老人家省下来招待客人，由于高兴，本来应该喝两顿的酒，在两位老人的浅斟慢饮中逐渐瓶底朝天了。没有菜，没有宴席，没有众多亲朋相贺，外公把早已擀好的长面下锅煮熟后捞到碗里，舀上萝卜肉丁的臊子，两位长辈、三碗长面，算是为我举行了启蒙教育的出学庆典。

　　我一直不明白舅爷来为我出学，而他的小女儿、我母亲的小表妹与我同一天毕业的，为什么没有为她出学呢？现在想来，那时候我的外公被运动冲击了好多年，因为他老人家在解放前后都做过商会会长，还办过剧团，唱过老戏，属于牛鬼蛇神之类，亲戚们远离的有，不敢来往的也有，加之外婆去世，外公唯一的女儿、我的母亲和父亲不在身边，我们爷孙俩相依为命，舅爷是悲天悯人、雪中送炭来了。还好，还好有如此温暖的记忆，在我初涉人生的道路上，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的那包火柴照耀着我，温暖着我，尽管它微弱，但毕竟是光芒。在我心中，那不仅仅是一个出学典礼，而是终生难忘的、最高规格的成人礼。从此，学业之外，外公刻意教我和面、擀面条、蒸馒头、炒菜，到初中毕业，我已经学会做饭、洗衣、缝被子。

　　现在门源县城的小学已经不盛行传统的出学仪式，与所有小学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毕业典礼，领到毕业证后，全班同学与老师合影留念，仅此而已。有些家长也私下宴请老师与亲友，但意义远非过去的出学可比，实际上演变成相互攀比的谢师宴了。与县城不同的是，乡村依然风行隆重的出学仪式，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乡俗，学生参加完学校的毕业典礼，亲戚六眷、庄员邻舍赶到家里为学生挂红、送礼，家长则摆宴席答谢，也有在饭馆招待客人的。虽说少了一些仪式和精华，但毕竟还在沿袭，还在传承，我认为门源完全可以为此习俗，申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传统出学仪式的悄然消失，实际上是孩子启蒙教育中一个庄重仪式感的缺失，也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儿童到少年时期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礼仪的缺失。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别说初中毕业，就是大学毕业也未必懂事的原因之一，尤其对独生子女而言。

　　今年，我的小外甥刘宗瀚小学毕业，为了重温一下年过半百之后亲历出学仪式的感受，也为了将这一民俗传扬出去，我极力主张给外甥举办一个出学仪式。经妹妹妹夫同意，7月16日，我们在门源百里花海、蜜香四溢的苏吉湾草原，为外甥举办了规模不大但很隆重、而且庄重的出学仪式。这天，骄阳似火，天蓝草绿，花香宜人，此时正是门源风景如画的最美季节，人们徜徉在一望无际、蜂飞蝶舞的花海中，尽情享受芬芳之浴。出学庆典开始，长辈及同辈姐姐们逐一为外甥挂上红、送上礼金，长辈们叮嘱着吉祥话：“好好学习，天天进步。”“好好学习，前程远大。”“好好学习，考个好的大学。”清一色的现代教育官话模式，也是大家所希望的真心话。与外甥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本来很严肃，听到此处便笑得前仰后合，不知道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这种仪式会留下什么？也许是美好的记忆，也许是滑稽的表演？我无法感知他们内心的想法，但我想留给他们一些记忆，当他们到我的年龄后，无论身处何方，尚能记得，在养育我们的这方土地上曾经还有过这样一种民俗……

　　仪式结束后，大家开始各忙各的，炒菜的，煮肉的，烧水的各司其职。而此刻，我的小外甥好像突然长大了、懂事了，一会儿操心肉煮得烂不烂，老人们能否咬得动，一会儿端着切好的西瓜送到每一顶帐篷，一会儿提着大茶壶送奶茶，一会儿又抱着暖瓶送开水，下午，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伞下烤肉串儿给客人品尝，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看着孩子晒得发红的脸蛋，听着他大人一样的话语，我纳闷儿，难道一个孩子的成熟会在某一时刻突然瓜熟蒂落？如是，甚好！

　　傍晚，在牧归的牛羊特有的气息中，我嗅到了泥土的芬芳，有点儿腥，有点儿甜，有点儿醉人，更多的是童年的味道……

　　哦，出学，遥远的记忆，遥远的故乡！（朱嘉华）

　　作者：朱嘉华

　　资料来源：青海省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