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利、波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籍的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信仰与理想而来到中国的，并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经受着洗礼和考验，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张志乐就是其中的一位。 (因年代久远，张志乐的照片已不清晰)

　　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最初尝试

　　他14岁参加朝鲜“三一”运动，15岁赴中国后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血气方刚的张志乐希望参加一切革命活动。面对残酷的斗争，张志乐铭记彭湃的鼓励：“下定决心，勇敢地活下去。”

　　1905年3月10日，朝鲜平壤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伴随着日俄交战双方隆隆的炮声，一户张姓人家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身为普通农民的父亲给他取名张志乐，不过，他在日后还用过张明、金山、刘汉平等名字。他的降生只给家里带来短暂的欢乐，因为尽管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获胜的日本人并没有停止他们侵略的脚步。

　　1910年8月，日本宣布正式吞并朝鲜，年幼的张志乐虽然无法真正理解亡国的滋味，但大人们沉痛的表情和日本人狂妄的行径还是让他有了亡国奴的感觉。

　　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带着众多的不理解和家人眼中不服管束的特性，张志乐于1919年来到平壤，进入一所基督教中学学习。1919年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那一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而朝鲜则爆发了“三一”运动。据记载，3月1日那天，全朝鲜有近200万人走上街头，参加“为争取朝鲜独立而和平斗争”的大游行。张志乐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群众集会，发表演讲。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采取了疯狂的镇压行动，近半年的时间里有近8000名朝鲜人被杀，1.6万人受伤，还有数万人被投入监狱折磨致死。

　　“三一”运动让张志乐第一次感受到群众运动的威力，也让他意识到不经过残酷斗争而要实现变革只是幻想。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14岁的他选择了离开。他先是东渡日本，后又偷渡鸭绿江，经过3个月独自跋涉，终于在1920年3月到达吉林通化，找到了名为“新开发学校”的朝鲜独立陆军学校。因为不够18岁的入学标准，学校只同意让他免费学习3个月。其间他学习了军事战术，并持枪操练。

　　离开中国东北后，张志乐决定前往上海。这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法租界聚集了3000名朝鲜政治流亡者，他们建立了独立的朝鲜临时政府，以对抗日本人在汉城建立的组织和当时的日本总督斋藤企图建立朝鲜“自治政府”的计划。张志乐在朝鲜独立新闻社找到了校对和排字的工作，并结识了许多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朝鲜人。后在其中一位革命者安昌浩的资助下，他来到北平，进入协和医科大学学习。

　　应该说，最初到达上海时，张志乐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还稍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不过，在北平读书的日子里，他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发展史》等等，这些经典著作使他认识到科学的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并最终认定共产主义运动是朝鲜获得胜利的唯一真正的希望。1923年冬，他同金奎光、梁明等人组织出版共产主义杂志——《革命》。1924年冬，参与组建朝鲜共产党（伊尔库茨克派）北京分部。在北平期间，他曾约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撰稿，并结识了施存统、瞿秋白等中共党员。和其他朝鲜流亡者一起，张志乐开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最初尝试。

　　1924年，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革命迎来了新高潮。在中国的朝鲜革命者也为此欢欣鼓舞。据说，有超过800名朝鲜革命者涌向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自愿为中国的大革命而战斗，其中就包括张志乐。血气方刚的张志乐希望能参加一切革命活动。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又经朝鲜革命组织同意和中共党组织批准，和6位朝鲜革命者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金贞昌、金元风等人一起创建了朝鲜革命青年联盟，并当选为该联盟的中央委员，参加编审联盟机关报《革命行动》。为了加强朝鲜民族主义者的团结，他还与80名共产党员发起建立了朝鲜全国独立党。

　　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当张志乐等人还在为北伐的胜利而欢呼时，蒋介石的屠刀已经举起来了。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张志乐同黄埔军校教导团、中山大学等处的200名朝鲜革命者一起参加了起义。在激烈的战斗中，他指挥教导团一个分队攻克了敌人炮兵阵地。起义失败后，张志乐随部队撤到当时还是红色根据地的海陆丰，见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澎湃。海陆丰欣欣向荣的景象感动了张志乐，而彭湃的个人魅力更使张志乐折服。强敌围攻之下的根据地很快就沦陷了，为保存革命力量，张志乐率一批共产党员分散隐蔽在附近农村。在极端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中，他病倒了，并和战友失散。处于生死关头的张志乐在一处隐蔽点，遇到了同样病得很重的彭湃，这也是他和彭湃所见的最后一面。彭湃建议他前往香港，并要他“下定决心，勇敢地活下去”。彭湃的话鼓舞了张志乐，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着他。张志乐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过他眼中的彭湃——一个实干家，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领导农民运动。

　　阶级团结和国际合作的曲折探索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后，张志乐开始懂得阶级团结和国际合作的意义。他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疾苦，并建议中朝共产党密切合作，动员农民进行土地斗争。面对敌人的迫害，他坚贞不屈；受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也协助组织了农民暴动。

　　劫后余生的张志乐辗转香港、上海等地，一边治病，一边寻找组织。等到他再次投入革命活动时，已经是1929年的春天。他以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华北组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回到了北平，并负责协调在华北、东北的朝鲜人的一切革命活动。

　　经历了斗争考验的张志乐逐渐成熟，在积极扩大影响、发展组织的同时，他还不忘自己特殊的身份。1929年8月，在赴吉林出席朝鲜革命青年联盟代表大会后，张志乐专程到东北乡村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察。他走到田间地头，和朝鲜族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面临的问题。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张志乐开始懂得阶级团结和国际合作的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派赴东北与朝鲜共产党的联系人，他坚定地认为，东北的朝鲜共产党组织应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一个分部，双方应尽可能密切协作。在他的建议下，朝鲜共产党确立了新的路线，即动员在东北的上百万朝鲜族农民与全中国人民一道，进行反对统治阶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土地斗争。

　　张志乐等人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30年11月9日，在一次为筹备纪念广州起义的集会上，张志乐被捕入狱。由于坚称自己是“朝鲜新闻记者并未入中国籍”，“我对于共产党虽表同情，但从未加入过任何共产主义团体”，他被引渡押回朝鲜，并终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拖着伤残和虚弱之躯回到家乡的他，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健康才逐渐恢复。不过，这个曾经非常爱好运动、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却再也没有恢复原来的体力。

　　同年6月，盼望能够早日回到组织怀抱的张志乐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平。虽然组织上经过审查，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但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他的领导工作被停止了。

　　1932年春，不肯轻言失败的张志乐来到了保定，在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以及高阳县北辛庄布里师范执教。他效仿彭湃，在当地农民中开展工作，并很快组织起300名农民。当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整个北方乃至全国大搞所谓农民暴动。虽然张志乐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暴动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难以抵制党内一些人所谓“右倾”的指责，还是协助组织了“高蠡暴动”。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这种盲目的暴动很快就失败了，河北各地的党组织全被破坏，回到北平的张志乐也难逃“右倾”分子的指责。

　　1933年5月1日，张志乐和妻子再次同时被捕。在近两个月的关押审讯中，他二人坚不吐实，敌人依然没能从口供中得到有用的东西，他的妻子经取保被释放，而他又被遣送回朝鲜。依然同前次一样，当身体稍有好转，他就不顾当局的禁令，告别家乡的亲人回到了北平。

　　第二个穿越封锁线抵达延安的外国人

　　为组成一个反法西斯的共同阵线，作为朝鲜民族解放联盟和朝鲜共产党人推举的赴中国西北苏区代表，张志乐只身前往陕北。尼姆·威尔士说，张志乐“从炼狱中出来，不仅在意志和决心方面锤炼得像一副钢铸工具，而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富有感情和良知的人”。

　　1934年到1935年期间，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均已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早在1933年底1934年初，张志乐就着手起草对朝鲜革命及其面临的任务的长篇分析。1936年5月，他抵达上海，参加了筹备成立朝鲜民族解放联盟的工作，并当选为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为贯彻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精神，他们决定发动尽可能广泛的群众运动，组成一个反法西斯的共同阵线。1936年8月，作为朝鲜民族解放联盟和朝鲜共产党人推举的赴中国西北苏区代表，张志乐只身前往陕北。他也是继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之后，第二个穿越封锁线抵达西北苏区的外国人。

　　到延安后，除履行朝鲜民族解放联盟交给他的任务外，张志乐被安排在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任教员，主讲物理、数学和日文课程。工作之余，他经常到延安图书馆去借书，并结识了刚到延安不久的斯诺前妻尼姆·威尔士。

　　也许是承载着过多的压力，在尼姆·威尔士的眼里，张志乐是她当时“在延安遇到的唯一不快乐的人”。据尼姆·威尔士的描述，张志乐身材高大、仪态非凡，一张瘦削而富于表情的脸上，有着智慧而明亮的目光。随着了解的深入，尼姆·威尔士这样描述张志乐：“他是这样一个人：在大悲剧的炽热中锻造成型，这些大悲剧构成了朝鲜和中国的近代史。也是这样一个人：从炼狱中出来，不仅在意志和决心方面锤炼得像一副钢铸工具，而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富有感情和良知的人。”

　　尼姆·威尔士很敬佩张志乐勤奋好学的精神，更从他不凡的气质背后感觉到他不平凡的经历。据说，她曾翻阅延安图书馆借书登记，发现张志乐是借书最多的人。于是，尼姆·威尔士把采访计划做了相应调整，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外，张志乐也成为重点采访对象。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先后交谈了17次，张志乐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这些访谈被记满了7个记录本。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张志乐看到了实现自己满怀壮志的机会。他提出要去中国东北开展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无愧于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突然以“托派”、“日本间谍”的罪名对他进行了立案审查，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下令将张志乐秘密处决，这也是康生在延安制造的第一起冤案。

　　1941年，署名为金山、尼姆·威尔士合著的《阿里郎之歌：一个朝鲜造反者的生平》（中译本名为《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在美国纽约出版。其后，这本书又被译成日文、朝鲜文和中文出版。尽管此时张志乐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这本用他最喜欢的朝鲜民歌作书名的作品，却将他屡遭失败而不屈服的革命故事，他的思想和经历，他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传递了出去。

　　在这本可以看做是传记文学的作品中，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是一连串的失败，而我的祖国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我获得的唯一胜利是战胜了自我。可是，这个小小的胜利足以使我满怀信心继续前进。……我的经历没有毁了我，而是坚定了我。我不再抱什么幻想，可是，我对人、对人创造历史的能力没有失去信心。”

　　1983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张明同志的平反结论》。结论指出：“张明同志被杀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起冤案，应予平反。张明同志对党忠诚，对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他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其党籍。”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