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长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这一伟大的建筑不仅是中国深厚历史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化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共同打造的“与历史对话”本期访谈录将去探寻隆盛庄“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见证乌兰察布修筑最早的明代长城。对话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 李恩瑞。

　　长城最初的功能是军事防御，可以说是一项国防工程，从诸侯国之间的拼杀，到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的生存空间博弈，再到对丝绸之路经济文化通道的保护，后来的沿长城物资与贸易流通和民族融合等衍生作用，长城早已不单单是一条单纯的防线，两千多年的沧桑积淀和无数金戈铁马与文化交融的过往云烟注定了长城不寻常的含义和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深远影响。

　　目前所知，我国境内最早的长城始建于战国(齐、楚、魏、秦、赵、中山、燕)。大规模的长城修筑，始于秦朝。此后，西汉、东汉、西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北宋、西夏、金、明等十多个朝代，均有修筑长城的记载，只是规模不等而已。历史上，长城的修筑经历了三个规模较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时期修筑了抵御匈奴的秦汉长城，第二个阶段是金代修筑了抵御北方草原蒙古诸部的金界壕，第三个阶段是明代修筑了抵御北元蒙古诸部的明长城。现在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万里长城，如“八达岭长城、金山岭长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等等，都是指始建于公元十四世纪的明长城。今天为大家讲述的就是乌兰察布修筑最早的一段明代长城。

　　这段长城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有文物部门做了少量小规模的专项调查，还有部分长城爱好者做过调查，也发表过一些材料，一直都没有形成系统的工作和研究成果。2007年，一项全国性的文化遗产专项调查——长城资源调查项目，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铺开。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在2007——2010年要把长城资源调查项目全部完成。2007——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组建了5支明长城资源调查队，完成了全区的明长城调查任务，陆续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经过四年的调查工作，全国各时代长城总长度是21196.18千米。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墙体总长度是7570千米，占全国长城总量的三分之一，我们内蒙古是全国的长城大省。2007——2008年的长城调查工作中，在乌兰察布丰镇市隆盛庄镇东北约1.4千米处双台山西北坡上发现的一块石刻题记，引起了调查队员的注意。在明代长城沿线当时都有一些诸如文字砖、碑刻以及在山石上直接磨刻文字等等不同的记事形式。

　　文字砖这种形式应该在明代以前便出现了。这类文字砖就是明确施工责任制的一种体现，以便长城墙体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可以按照文字砖上的记载来追溯责任人。砖上的内容一般是长城的修建时间和修建“单位”，个别也有制作砖坯的时间及工匠留名等。比如，修建时间为“万历四年(1576年)”、“万历十年(1582年)”等等;修建“单位”为“通州营”、“沈阳营”等等一些参与修建长城的部队。还有如“官、左、右”等文字，大致是指某支施工队伍的某部。这些文字砖同时也给我们反馈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明代长城并非像秦、汉、隋等朝代的长城一样，要征发大量的民夫参与修建，而主要是由各地的戍边屯垦的将士和轮防调动的外来军兵共同修筑的。

　　碑刻一般是立于城墙之上、敌楼内，或是直接镶嵌在墙体上，有阅视碑、鼎建碑、施工碑、匾额、分界碑、记事碑等等。阅视碑、鼎建碑，这类碑刻主要是当时的各级官员到长城的第一线进行视察所留下的记名碑，除了时间之外，大多为官员们的职衔、籍贯和姓名等;施工碑，这类碑刻除时间、各级官员的职衔与姓名，主要记载所建长城的具体地点、长度和敌楼尺寸等信息，并有修建队伍的负责人的名字等;匾额大多是敌楼的门匾、关口的门匾和城堡的门匾等;分界碑指的是长城上两个不同区域的交界处设立的标志碑，有防区的分界碑，也有施工段落的分界碑等;记事碑就是记载与长城相关的人物与事件的碑刻，一般有田粮碑、人名碑、修庙碑以及修城碑等。

　　石刻指的是在山石或不规则的毛石上随意刻制的文字，虽然粗糙，但也记载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今天要讲述的就是以石刻的形式来记事。前面调查发现的这块石刻题记，早在1927年就被人们发现，以前也有人做过调查，但均未详细准确的释读过全文。此次调查，弥补了这一缺憾。这块石刻位于长城墙体的南侧，刻于一块较大的岩石向阳的一面，刻字的形式为阴刻，主体文字外侧刻有两周围框，外围围框宽1.1米、高0.95米，内围围框宽1米、高0.85米。围框内刻有56个字，自右向左竖排，每排7个字，共8排。由于岩石本身不够坚硬，属砂质岩，密度疏松，历经多年风雨侵蚀，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补足漫漶字后，全文释读如下:

　　口记:大明洪武二十九年，岁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挥使司修筑隘口，东山坡至西山坡，长二千八十八丈，口口一十一里六，口烟墩三座。

　　这段文字清楚地记载了明初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山西行都指挥使司作为军事管理机构，在现今的隆盛庄村北，双台山与台子山之间的一次修边行为，即在两山之间修筑了长度为2088丈的墙体和3座墩台组成的长城隘口。

　　在这里，需要对烟墩、墩台等名称做一个解释。在明代文献中，正统(明英宗1435——1449年)以前，明朝将长城沿线的高台建筑称为烟墩，正统以后被墩台一词代替。成化年间(明宪宗1464——1487年)，在延绥边墙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高台建筑，称为敌台，嘉靖(明世宗1521——1566年)以后发扬光大。大体上，敌台附属于墙体，是城墙的辅助性防御设施，包括了我们今天称之为马面的建筑。墩台是明代长城防御工事中高台类建筑的统称，既包括了敌台、马面，也包括离开墙体修建的我们称为烽火台的建筑。明代文献中没有“烽火台”之名，这是我们今天的俗称。这就是墩台与烟墩的区别。

　　在整个石刻中，有四个字的字迹已难以辨认，但并不影响对全文的释读。通过该石刻文字的句读，分条作如下释读:其一，石刻最上面的“口记”两个字，缺失的第一个字可解为“题”，即石刻题记;其二，石刻刻于明初洪武二十九年，为西历公元1396年，也就是农历传统干支纪年的“丙子年”(岁次也叫年次。岁是年的意思，次是指次序。我国古代传统的纪年是天干地支合二为年号[如甲子年、乙丑年....]，60年为一轮回，所以有序。岁次丙子，即今年是丙子年的意思)，“四月甲寅吉日”推算为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其三，当时修筑这段隘口的军事管理机构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四年(1371年)设立大同卫都指挥使司，洪武八年(1375年)改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山西北部包括今天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一带的边防,因此本段长城的修建自然归属山西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山西行都指挥使所辖地区直接与北元势力接触，是明代前期防御北边最重要的都司卫所之一);其四，隘口长2088丈，按照普遍认为的明营造尺为现代0.32米的算法(也就是说明代1尺等于现代的0.32米)，2088丈可折合为6681.6米，表明当时修筑了6681.6米长的长城墙体，这段墙体应该就是东西分布于隆盛庄以北周边冲击平原上的明长城大边;其五，明代1里等于180丈，刻文中的“一十一里六”恰等于2088丈，“一十一里六”前面的两个不可辨识字可能为“折合”或与其具有相似之意的名词;其六，“口烟墩三座”指的是同时还修筑了三座烽火台。隆盛庄周围的这段明长城墙体上只建有一座敌台——隆盛庄敌台(现存的资料里可以查询到明时称猫儿庄墩)，墙体南侧分布有数座烽火台(如长城东墩、长城后墩、威宁墩等等)，双台山之名应是据烽火台而得名。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农耕民族为防止游牧民族的袭扰，只有两种有效的办法:一是集结大批兵力，远出塞外作战，摧毁游牧民族的军事主力，使其产生畏惧心理，无力或不敢对中原内地发动攻掠，如两汉时期的北击匈奴，使匈奴发生分裂，南匈奴降汉，北匈奴在东汉统治者的打击下不得不西迁;二既是修筑长城，在长城沿线驻重兵防守，凭借高高的城墙阻止游牧民族时常对农耕民族的零星袭扰。而在中原统治者武力不够强大，或者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持远出塞外作战时，修筑长城以阻挡游牧民族的冲突，就成为最可行的手段。在中国古代，除秦始皇之外，修筑长城时间最长、耗费人力最巨的恐怕就是明代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历史起自洪武朝，止于万历年间，中间历经两百余年，其规模和次数可谓空前绝后。

　　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朝对蒙古攻守兼施，一边进行军事打击，一边加强北疆防御设施建设。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将蒙古势力远逐漠北之后，构筑起了东起辽东广宁(在今辽宁省北镇市)地区，经大宁(在今赤峰市宁城县)、开平(即元上都，在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胜(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沿黄河、贺兰山，至宁夏、甘州诸卫的防线。在开平和东胜之间，今天内蒙古中南部一带，明朝还设置了玉林卫(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云川卫(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大红城古城)、镇虏卫(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黑城古城)，以加强防御。配合这些卫所，明朝开始在内蒙古中南部修边，隆盛庄石刻便是此时修边的实物证明。但是，此时修边的规模很小，原因是明初在边防建设上首重城池构筑，只在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隘口和冲要之地修建了关隘。明代真正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成化年间(即明宪宗)，第二次是在嘉靖(明世宗)、隆庆(明穆宗)时期，第三次是在万历(明神宗)年间。

　　晋北地区自古以来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接触、交流和融合极为频繁的重要地区，其政治、军事和地理位置历来非常重要。隆盛庄地处晋蒙交界区，是明朝与北元对峙的前沿，大同地区“川原平衍,虏易长驱”，明朝军队在此排兵布阵非常困难，往往难以抵御北元势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无论蒙古军队往南还是往东进攻，均可直接威胁到明朝腹里和京师地区。隆盛庄北侧的这个隘口，是从黄旗海经丰镇盆地，进入大同及山西内地的重要通道，历来是大同地区北疆防守之襟要，明代称作威宁口，名称来源于其西北侧的威宁海子(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的黄旗海)。明清时期的山西地方志中，屡见“猫儿庄(丰镇市的大庄科村)北二十里有口子墙”的记载，这里的“口子墙”，指的就是这道长城隘口。

　　明朝推翻元朝后，元朝的统治者蒙古贵族退回了草原，继续拥有政权，成为明朝向北防御的主要对象。河套(今黄河几字湾内鄂尔多斯高原)、以东胜(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沙岗古城)为中心的呼和浩特平原、大同以北的乌兰察布草原，成为明蒙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伴随着双方对这一区域的争夺与控制，逐步形成了今天内蒙古境内的明长城。

　　永乐年间(1402——1424年)，因明朝军事实力有所下降,难以有效控制今内蒙古地区，永乐元年(1403年)，诸卫均徙至内地，卫城遂废。“后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边墙”，北边防线全面南撤，并逐渐修筑了今天作为山西、内蒙古两省区界线的新的长城，以此为依托，逐步建立了九边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今内蒙古地区的大片土地则“弃为虏地”，逐渐变成了蒙古部落的驻牧地，这条长城的作用也逐渐减弱，文献中关于其是否继续沿用，并无明确记载，后世有"极边"、“外边”的称呼，或可指这条长城。通过实地调查可知，这条长城当时为一次性建成，并无修缮或补筑的痕迹，相对于晋蒙交界处的明长城二边来说，这条长城保存很差，许多地段均已消失。晋蒙交界处的明长城二边由于修建较晚，且后来不断增修、补筑，长城墙体及其附属设施、相关遗存极为丰富，保存较好，与这条明代早期修筑的长城形成了鲜明对照。

　　据《五边典则》记载: “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月，山西缘边烟墩成。先是，从江阴侯吴高请，于缘边修筑烟墩。至是，东路自天成卫至榆林口，直抵西忻州卫暖会口，西路自牤牛岭，直抵东胜路,至黄河西对岸灰沟村，烟墩皆成。”此时，大边应已修筑完备，因为这时期随着东胜二卫(左、右卫)的内迁，明朝的北边防线逐渐内收，边防营建的重点也在向内收缩。“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之后，经战灾蹂躏，大同地区外部的防御系统几乎全部被摧毁。《读史方舆纪要》载:“正统间，衅孽间作，于是云川、玉林并入左、右卫，云内、丰州之民悉迁应、朔二州，西边数百里地遂成瓯脱，自是寇患日棘。”大边所在的地区逐渐变成了蒙古部的驻牧地。据《重修大边碑记》记，到了弘治年间(1487——1505年)，已是“大边荡然”。

　　对于明初修筑的长城大边，关于它的情况，相关文献记载较少。我们发现的这块隆盛庄“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则详细的记载了这段明长城大边的修筑时间以及规模，见证了乌兰察布地区修筑最早的明代长城。同时，它也是内蒙古明长城沿线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修边题记，为研究明长城修筑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资料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网